有时，男性是否是不公平歧视的受害者这个问题会与另一个问题混淆——女性主义是否（不公平地）歧视男性。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许多第二性别主义事例早在女性主义出现之前就有了，因此，女性主义不可能对这些事例负责。对于认识到这点的人来说，女性主义是否不公平地歧视男性的问题，是关于女性主义是否为第二性别主义做出了额外贡献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取决于我们心目中的女性主义是什么样的。在第一章，我区分了平等主义女性主义者和党派女性主义者。前者追求性别平等，而后者追求扩大女性的利益（无论这是否能促进平等）。党派女性主义确实会给男性带来一些不公平。因为它的目标是扩大女性的利益，而不论这是否会推进或损害平等，因此，即使有时扩大女性的利益对男性不公平，它也会支持。与之相反，平等主义女性主义没有给男性带来不公平。平等主义女性主义有时可能需要降低男性的相对地位，但如果它要纠正的不平等现象是不公平歧视造成的，这就不是不公平的事情。平等主义女性主义者同样愿意为促进平等在必要情况下降低女人的相对地位。例如，她们会去除对征召女人入伍的禁令，至少在有正当理由征召任何人入伍的情况下是这样。
然而，尽管平等主义女性主义从不以不平等为目标，但有时也会陷入不平等。例如，在试图纠正男性的不公平优势时，它可能会过于有效。例如，孩子监护权的问题。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在离婚情况下，孩子曾经会被自动判给父亲。这无疑构成对母亲的不公平歧视，需要加以纠正。女性主义者恰当地提出了这一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现在得到了过度纠正。尽管现在监护权并不总是判给母亲，但我们看到，即使控制了其他变量，母亲也更有可能获得获监护权。因此，如今孩子监护权决策构成对男性的歧视。
另一个例子是性骚扰。以前，女人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来抵御来自男人的不受欢迎的性评论和性挑逗。女性主义恰当地寻求纠正这种情况。虽然这个问题在某些方面依然存在，但在某些地区，现在人们对这些事情过于敏感度。男人变得非常容易受到性骚扰的指控。无论这种指控多么轻率或缺乏根据，一个男人都可能因此受到严重伤害。挑战在于取得适当的平衡，但这并不容易。真正的性骚扰受害者需要受到认真对待并获得保护。但是，虚假的性骚扰指控的受害者也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怀有恶意、投机取巧和具备妄想的指控者的伤害，即使这样的指控者并不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前面解释过的原因，女人并不像男人一样容易受到性骚扰指控。男人投诉性骚扰，尤其是来自女人的性骚扰，不太可能受到认真对待，而且，这会导致男人较少提出此类指控。
相较男性性别角色，女性主义在打破女性性别角色方面也更为成功。因此，尽管男性过去的许多优势已经丧失，但劣势依然存在。对此，我们的反应不是让时光倒流，让男性重新获得不公平优势，而是通过更关注男性的不公平劣势来完成这项工作。
有些人否认在打破女性性别角色方面的成功比在打破男性性别角色方面的成功更大。然而，有大量证据表明，事实正是如此。例如，人们对“假小子”（具有传统男性气质的女孩）和“娘娘腔”（具有所谓女性特征的男孩）的不同态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受人鄙视。有些人认为，鉴于女孩的角色已大大扩展，“假小子”一词已毫无意义。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活动——例如，穿裤子或运动——过去被认为是“假小子”的活动，现在已经不再被如此看待了。男孩玩洋娃娃可能会受到嘲笑，而女孩玩卡车不会。他们也可能会让父母担心，而玩卡车的女孩不会。
女性性别角色如何被更成功地打破的另一个例子，来自女性进入历史上的男性职业的程度。现在，女医生和女律师已不足为奇，但男护士和男学前教师仍然十分罕见。一位作者认为，对性别角色的限制并不构成压迫——除非限制是因他们被认为缺乏能力而施加的（他认为对男性的限制并非如此）。他说，年轻女性被告知她们不能当医生，而年轻男性则被告知，尽管他们可以当护士，但这不值得。但是，男性和女性在进入传统上为异性保留的职业方面取得实际成功的证据表明，如今在西方社会，女性可以成为医生。只有偏执狂才会有不同想法。即使男性没有被告知他们不能成为护士依然是事实，即使他们没有因此受到压迫，某些男性也确实（在女性不会遭遇的方式）处于不公平劣势，社会压力阻碍他们成为护士。
女性主义还为男性制造了许多进退两难的处境。我们可以称其为“骑士精神束缚”。女性主义者批评男人为女人开门或让女性先进门的做法。即使一个男人出于礼貌，经常让其他人（无论男女）先进门，如果对方是一个感到被冒犯的女性主义者，他也可能会受到斥责。然而，男人有时也会因不让女人先进门而受到斥责。这种事情发生在男人旁边的女人仍然期待骑士风度的时候。每一种女人发出斥责时，都不会想到另一种女人，以及这些混合信息给男人带来的束缚。
另一个问题在于某些过激行为。因此，人们经常会听到一些针对男性的侮辱性、妖魔化或不真实的言论，这些言论如果说给女性听，就会引发愤怒。虽然其中部分言论无关紧要，但其他言论却受到政治正确文化的滋养，这种文化保护女性对男性发表言论，但在相反方向上具备压制作用。此外，这些言论通常不受质疑。因此，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有多不恰当或缺乏根据。这既对男性不利，也对男性不公平。以下是众多例子中的几个。
尼可拉斯·克里斯多夫（Nicholas Kristof）和雪莉·邓恩-伍（Sheryl Dunn-Wu）夫妇的演讲结束后，在问答环节中，一名无礼的年轻女人在提问前说，“每个开明、聪明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更开明、聪明的女人”。当然，现在被称为“开明、聪明的男人”并不是一种侮辱，但如果一个人的这些特质被隐晦地归因于他的妻子，那就是一种反讽的恭维。如果有人说出或暗示相反的话语，女性主义者会感到愤怒。
我能想到，这种评论的辩护者可能会作出两种回应。第一，他们可能会说，这种评论真的相当微不足道，男人不应该抱怨。当然，我同意这些都是小事，但对关于女人的类似评论，大概也应该采取相同态度。然而，在评论对象是女人时，他们通常会愤愤不平。第二，为这种评论辩护的人可能会说，男人和女人的处境不同。女人属于弱势群体，因此嘲讽她们是不公平的，而嘲讽男人则不是。但这种回答也是有问题的。正如我将在下一节所论述的，在美国等发表此类评论的地方，女人是否属于弱势群体并不明确。即使女人属于弱势群体，像雪莉·邓恩-伍这样的女人也不属于弱势群体。我无法想象像她这样的女人需要这种肯定，或者像尼可拉斯·克里斯多夫这样的男人应该获得这种反讽的称赞。
有些人会反对我只提到一个愚蠢的评论。然而，这种评论并不罕见。下面是另一个例子：
那么，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骑士行为都是一种侮辱，而且，女人认识到她们在大部分方面即使没有优于大多数男人，也至少是平等的，因此很难期望她们会以感激的态度回应。
这里有一位女性主义者，她反对男人为女人开门所隐含的侮辱，却明确地侮辱了男人。
人们经常听到这种嘲讽。由于这种嘲讽被社会所接受，而反向的嘲讽不被社会所接受，就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对男人的不加思考的批评获得了宽容。明确地说，我不是要建议限制言论自由。我是在评论言论道德——如何运用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我也不认为戏谑的嘲讽经常违反言论道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玩笑是可以被允许的，无论对象是男性还是女性。因此，对男性的不公平之处不在于玩笑被提出，而在于如果玩笑方向相反，人们的反应是愤慨或愤怒。
幽默也不是女性主义者的关切被用作打击政治不正确的棍棒的唯一情况。我们之前看到了哈佛大学（现为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的遭遇。一些女性主义者还斥责在提及男女两性或不确定性别的人时使用男性代词的人，尽管道德规范远未明确规定必须使用女性代词或区分男性代词和女性代词。女性主义者还发起了一些运动，以确保各种会议中存在女性主要发言人，尽管许多女性主义者会议没有男性主要发言人。
人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如果男人有子宫，堕胎就可以自由进行。按照这种逻辑，你会认为，如果患肺癌的男人多于患乳腺癌的男人，那么研究前者的经费就会多于研究后者的经费。然而，罹患肺癌的男人确实较多，但我们却发现乳腺癌研究获得了更多资助。那么，也许男人并不像传闻中一样拥有那么大的权力，或者，他们拥有权力但不善于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或者他们有意为他人的利益行使权力。无论有什么原因，男他显然没有确保公共资源被用于缓解他们的健康问题，而不是女性的健康问题。此外，不能假定如果男人有子宫，堕胎就可以自由进行。
女性主义者的过激行为还体现在经常运用的合理化方面。正如我们在前几章反复提到的，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将女性描绘成所有不公平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即使她们并不是受害者。而且，有件奇怪的事，在一些女性主义者就应该做些什么进行道德论证时，他们经常得到一个结论，应该优先考虑女性的利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总会有一些原因使得女性的利益至关重要。
合理化还被用来为女人开脱罪责。例如，一些女性主义者强调战争是如何由男人发动的，暗示，有时甚至明确声称女人超越于这类行为。但是，有一些明确的社会和性别角色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男人会成为士兵。在女人有机会杀人，实施酷刑和进行其他残忍行为的地方，她们证明了她们完全有能力去做这些事。一些女性主义者忽视男人和女人在战争暴力方面的机会差异，却急于将女人虐待（不是性虐待）儿童事件发生率更高解释为性别主义造就的结果，他们的论点是虚假的。他们恰当地指出，女人与儿童接触最多，因此虐待儿童的机会最多。此外，我们还被告知，如果文化为女性虐童者提供了除结婚和成为母亲之外的可行选择，她们很可能不会成为虐童者。如果这种论点（与我自己的观点相反）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对年轻男人参战做出类似解释呢？文化没有为他们提供除男性气质和军队之外的可行选择。
一些女性主义者不仅以他们拒绝用以为男性暴力开脱的方式为女性暴力开脱，还抵制能让战争暴力不再是男性事务的变革——男女平等征兵。他们反对征召女人。为将女性排除在战斗之外的状况辩护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是不同的，女人不适合战争，因此女人不能参与战斗。他们断言，只要存在（或必须存在）战争，就必须由男人进行战争。这种观点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通过寻求维持现状，他们阻碍了对于男性是否真的更适合战争的最有效检验。请注意，对于女性能否胜任其他任务的真正检验，已经通过女性实际执行这些任务得到了最明确的证明。在几乎没有女性律师的时候，人们可以引用这一事实来支持女性不适合法律职业的说法，在有大量成功女性律师的时候，同样的说法就不成立了。
第二，认为女人不适合战争的人，假定男人（与女人不同）希望参与战争。或者，男人在这方面的偏好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绝大多数男人都不希望参军。否则，征兵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这些男人应该被强迫参军，而女人却不用呢？正如我在前面所解释的，用男人天生比女人更有侵略性，所以更适合军事活动的说法来证明这件事的正当性，是根本行不通的。
女性主义者过激行为的最严重情形，或许是学者——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女性主义者——受到高度党派化和不宽容的女性主义者的威胁或骚扰，这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学者的工作具有威胁性。发出这些威胁的女性主义者只是少数，但她们对个人造成的伤害却值得注意。苏珊娜·斯坦梅茨（Suzanne Steinmetz）和默里·斯特劳斯（Murray Straus）是受到威胁的两位学者。斯坦梅茨教授和斯特劳斯教授进行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一样经常成为亲密伴侣暴力的受害者。他们绝不否认针对女性伴侣的家庭暴力的严重性。他们只是表明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这引发了一些人的愤怒。斯坦梅茨教授接到了威胁她孩子的电话。当她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会议上发言时，有人威胁说，如果允许她发言，这个地方就会被炸毁。默里·斯特劳斯收到了起哄、嘘声、抗议和最骇人听闻且毫无根据的诽谤。显然，这种骚扰的直接受害者是特定目标，包括男性和女性。在这方面，女性主义者的过激行为可能对男性和女性都不利。从更广泛的角度看，男性处于劣势的具体表现是，威胁和骚扰行为旨在压制强调男性劣势的观点。
我在前面说过，女性主义是否不公平地对待男性的问题，与男性是否是第二性别主义的受害者的问题是不同的。这两个问题的交叉点如下。只要女性主义确实不公平地对待男性，它就助长了第二性别主义。这并不是说女性主义是造成第二性别主义的原因——唯一或主要的原因。这是要说，真正对性别平等感兴趣的女性主义者应该同时反对第一性别主义和第二性别主义。反对第二性别主义的第一步是承认它的存在。
在指出一些女性主义者助长了第二性别主义的同时，我没有也无需否认，不是女性主义者的男性往往是我认为的第二性别主义的实施者。汤姆·迪格比考虑到男性所处的男性气质文化理想背景，不愿意因男性对其他男性的所作所为而指责男性。然而，他认为谈论第二性别主义不恰当的（部分）原因是，对男性造成伤害的是其他男性。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黑人可以成为（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的代理人，犹太人可以屈从于对犹太人的偏见，女性可以成为（反女性的）性别主义的同谋。
以女性生殖器切割术为例，这种手术几乎都是由女人实施的。女人也是这种做法的最有力捍卫者。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还是恰当地认为，鉴于这种手术对女孩的伤害很大，不能合理地声称这种手术符合女人的利益（或许，不包括少数女性手术实施者，因为她们可能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类似的推理不能应用于只征召男性的情况呢？尽管历史上主要是男性将其他男性送上战场，但为什么这会削弱了被送上战场的男性是性别主义受害者的说法呢？为什么切割生殖器的女性代理人是为男性利益服务的，同时派遣男性参战的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的男性——现在也有女性——代理人也是为男性利益服务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说男性是第二性别主义的实施者？
一种回答可能是，要使目标群体的成员成为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必须为某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的利益服务。但这种回答有两个问题。第一，正如我将在下一节所论述的，在某些社会中，男性是否还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性别，这点并不清楚。然而，即使在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就排除了男性是第二性别主义的实施者的可能性。性别角色完全有可能被男性和女性内化，而且我认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每个群体都有可能将性别角色延续下去，在某些情况下带来不公平优势，在另一些情况下带来不公平劣势。此外，两性在择偶时所追求的特质可能会强化这些角色。无论这种情况是如部分演化心理学家所说的一样不可避免，或者可以改变，“择偶”通常（但并非绝对）是双向的。女性在“选择”男性的某些（生理和文化）特质方面发挥了作用。如果女性对男性的评价不同，就会存在不同类型的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