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文为《“There is No Nice Way to Bulldoze a School”: Basel Adra and Yuval Abraham on No Other Land》，作者是Nicolas Rapold，发布于Filmmaker Magazine。
《唯一的家园》（No Other Land）由以色列-巴勒斯坦四人集体联合执导，拍摄于约旦河西岸，马萨费尔·亚塔（Masafer Yatta），在此，以色列军队和越来越多的平民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他们的村庄。电影首映于第7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次亮相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和全景单元观众选择奖——当之无愧，它以精妙、富有感染力且可以令人愤慨的方式描绘了一个紧密团结的巴勒斯坦社区抵抗以色列无情的驱逐活动。巴塞尔·阿德拉（Basel Adra）和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联合导演中的两人，也经常出现在银幕中。阿德拉是一名父亲，也是一名活动家，他提供电影中的主要见闻，通过冒着生命危险匆匆记录下的罪行——他本质上是生活在战争中的战地摄影师——以及传递他成长记忆的档案视频。亚伯拉罕是一名以色列记者，他在报道过程中和阿德拉成为了朋友，随着他关注阿德拉生存的社区，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看到，成人和儿童受到威胁和枪击，在房屋、校舍和其他建筑被拆除后被迫住进山洞。
在围绕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棘手政治氛围下——柏林国际电影节因其对非常问题的言论监控受到抨击，这些非常问题通过电影节策划和表彰的一部电影得到了有力的应对——这部电影的出色和拍摄其所需的勇气值得强调。（截至发稿时，最新消息是，德国文化部发布了奇怪的声明，颁奖仪式上，文化部长只为《唯一的家园》电影制作团队中的以色列成员鼓掌，例如亚伯拉罕，不包括阿德拉。亚伯拉罕报告在发表获奖感言后收到死亡威胁，他的话在与他在此处的回答相呼应。）但当我在帕拉斯特的一间休息室采访阿德拉和亚伯拉罕时，电影节仅进行到一半，他们在电影节中仅放映了两场电影，电影节由其非虚构作品选择力度定义——或许没有其他电影像《唯一的家园》一样紧迫和切中要害。
Filmmaker：你们对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电影的感觉如何？在最近一次放映中，一些观众对你们的电影颇有微词。
亚伯拉罕：整体上，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你为一部电影工作了五年，而且它是一部个人电影，伴随着许多暴力，你在一个充满人的房间——有些是家人，有些是巴勒斯坦人，有些是以色列人——到处都是记者，大约有30台摄像机。这非常令人难以承受，而且我有一点失望，不是因为观众，而是因为德国媒体。你看了一部96分钟的电影，它十分完整且富有深度，最后，你将一个人喊叫的东西和另一个喊叫的东西放在一起，做成了故事。这有点令人失望，但或许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阿德拉：对，发生在房间里的事情是意料之中的，因为那就是发生在加沙和战争中的事情，也是发生在10月以后的事情。人们更敏感了。但我们想告诉观众正在发生什么，向他们展示。这也是我们对记者的期望：至少谈论电影，占领区和定居点的现实，以及当地正在发生的事情。
Filmmaker：当地的现实可以相当激烈——冲突、枪击、拆毁、抗议——不过整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并非如此。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另一部电影的中心，所以你们是如何安排电影结构的？
亚伯拉罕：我们面临两项主要挑战。第一是我们要讲述三个不同的故事。有巴塞尔的个人故事——这是他的电影，来自他的视角，他的叙述，他的童年。有我和巴塞尔之间的故事，还有马萨费尔·亚塔和那里发生的故事。将三个故事交织成一部连贯的电影，让观众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故事，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尝试并失败了很多次。你知道，光是观看自己就是一项挑战，因为我们在电影中，巴塞尔也可以说这点。安娜·法比妮（Anne Fabini）作为剪辑顾问和我们一起工作。
关于发生在马萨费尔·亚塔的暴力事件：这是一项挑战，因为军事占领的部分运作方式是，强制转移政策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这不是一个清晰的故事。它不像是这样，一天，士兵到来并将人们放在卡车上，然后人们就被驱逐了。它散播在成千上万的暴力时刻。每周都有一辆推土机摧毁一座房屋，他们切断水管，【用混凝土】填满水井。剪辑上的挑战，就是如何加入这些时刻并完成一个故事。而且这是一个有政治性的故事，因为它会暴露政策。他们不想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所以他们分散开来完成，而不是一次性完成。我们选择让它【所以你能感觉到】逐步升级。例如，学校的拆毁：我们尝试忠实于事件发生的日期，但也以一种升级的方式来构建它——忠实于已发生的现实。
Filmmaker：你赋予它一种叙事形式，他们明确地尝试通过将军事行动保持在一定的感知水平之下来避免的叙事形态。巴塞尔，对你来说，你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和工作中遇到了哪些挑战？
阿德拉：这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制作纪录片，而且我们非常希望通过纪录片讲述社区的故事。在电影院银幕上看自己依然很困难，尤其是在【和尤瓦尔】对话期间。而且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多挑战——例如，在剪辑拆毁情景时，另一场拆毁发生了，我必须跑去拍摄。或者，我不能和尤瓦尔一起在他家做剪辑工作。他必须过来住在我家和我的社区。我们进行剪辑，然后和其他人举行Zoom会议，其他人给我们反馈。
亚伯拉罕：然后军队来了……
阿德拉：另一项挑战是为电影寻找结尾，因为我们不是在记录发生并结束的事情。事情持续进行，而且越来越糟。我们原本打算在10月完成电影，但10月7日发生了事件。马萨费尔·亚塔的情况开始越来越糟，然后我们增加了其他内容。
Filmmaker：你们如何决定电影结尾？听起来，似乎在定居者增强攻击的某一刻，拍摄变得不可能了。
阿德拉：在某一刻，电影是我们的行动主义的一部分。我们在电影之后的目标，是告诉美国、德国和所有西方国家的观众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他们才能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所以，在某一刻很难找到结尾，但我们必须找到结尾。我们必须告诉人们，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来终止这一切。
亚伯拉罕：关于十月，我可以说的是：在电影结尾，一个来自附近前哨的定居者入侵了巴塞尔的村庄。他从近距离射击了巴塞尔表兄弟的腹部。巴塞尔拍了下来。在那之后，村民开始离开。这种程度的事情以前从未发生，你可以看到数百人离开他们以及他们的祖父母出生的那片土地。他们被周围的定居者，定居者成为军人的方式，以及军人本身所恐吓。在这全部压力之下，我们开始看到社区离去，我说，“我们不希望人们在电影节上看这部电影，喝杯酒，聊天，然后社区就【已经】消失了”。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具有政治性的电影，我们希望看到它的人们首先理解结束占领和寻找政治解决方案的重要性，但同时具体地说，为马萨费尔·亚塔和整个约旦河西岸的这些社区，需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战争罪行，停止电影中十分清晰地描述的强制驱逐行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够实现目标，而且，因为现在非常紧迫，我们向全世界发布电影。
Filmmaker：在这种情况下拍摄，当你们知道有时必须随时逃离时，你们的策略是什么？
阿德拉：太疯狂了。说实话，大部分时候我们没有计划。有时我在睡觉，他们打电话给我说“推土机来了”。首先人们会从社区看到；某人从他家看到推土机来到这个区域。大部分时候，我们会集体行动，因为我单独近距离拍摄非常危险。我们应该与一众记者和活动家聚在一起，而且我们会从希伯伦或其他地方召集记者加入。因为，首先，【军队】聚集在一个定居点——武装部队，推土机，一切事物——接着，他们去社区进行破坏，而我们跟着他们去他们要去的地方。很多次，他们开着吉普车队来，将一辆车停在路中间，拿走我们的证件，让我们等着，不让我们拍摄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有时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停车，就不得不跑到田野和石头上拍摄正在发生的事情。
亚伯拉罕：而且，在拍摄过程中，你被打了很多次。
阿德拉：很多次，他们过来推我们，攻击我们，并阻止我们接近，或威胁我们说会被逮捕，被绑架，被关进军事基地，在烈日下暴晒数小时，就因为在一个地方拍摄。而且有另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定居者的袭击，就如你在电影中所看到的，这会摧毁社区。说实话，这就像是噩梦。一个三岁男孩在袭击中被石头击中头部，受了重伤。我自己在一场袭击中幸存，简直难以置信。十个定居者向房子、车子投掷石头，起初不知道我在拍摄他们。当他们意识到这点并看到我的摄像机，他们全都拿着石头和棍棒冲了过来。我必须跑得非常，非常快，这件事非常危险，非常令人害怕。但是我做到了，我很高兴我做到了。
亚伯拉罕：巴塞尔是个非常快的跑者。这是他能拍摄一切的原因之一。他非常勇敢，而且速度极快。
阿德拉：在同一场袭击中，他们袭击了另一个村庄，一个士兵准备向我开枪时，看见另一边的尤瓦尔正在拍摄他并跟他说“不要开枪”。他冲过来打摄像机，并打我的脸，然后将我踢开。所以，这不有趣。这很危险。
Filmmaker：在这些条件下，你们使用什么类型的摄像机来捕捉所有这些方面的体验？
亚伯拉罕：我们是一个四人集体——两个以色列人，两个巴勒斯坦人。除了我和巴塞尔，还有比我们年长一点的哈姆丹·巴拉尔（Hamdan Ballal）。他三十多岁，从事摄像工作多年。还有雷切尔·佐尔（Rachel Szor）,也是电影的摄像师。所以，电影中有三种摄像机。有巴塞尔的档案，也就是所有社区的档案。20年来，马萨费尔·亚塔的人们一直在拍摄：拍摄社区本身，或20年前在那里的活动家。我们发现了许多巴塞尔童年时期的档案资料，这让我们可以在电影中重回他的记忆。然后有手持镜头，这拍摄占领中的暴力。这更接近巴塞尔的视角。这些都是佳能HD摄像机，长期在该地区拍摄。很容易带着它们追赶推土机，因为它们很结实。接着是雷切尔的摄像机，Lumix GH5，4K。它的拍摄方式更接近经典的静默观察，它拍摄我们和我们的对话。
Filmmaker：拍摄对象，例如军人，显然不希望被拍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你们是如何处理的？
亚伯拉罕：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部分结束展示这个体系本身。所以，我们展示军队承认采取的行动。我们展示约旦河西岸的军事法律，这是受其控制的巴勒斯坦人无法选择的法律体系。巴塞尔没有投票权。他不能影响控制他生活的法律。我们展示这一法律体系如何被用作武器来摧毁巴勒斯坦人的村庄，阻止他们获得建筑许可。当地士兵的行为——即使他们试图以友好的方式去做，也不存在推翻一所学校的友好方式！即使你知道你在被拍摄，你怎么能做这件事呢？所以，这是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是，想象你要去一所儿童学校并摧毁它。我认为，当你做这种事的时候，你必须将他们完全非人化才能做到。所以，当你将他们非人化的时候，你也会变得暴力。你会将责任归咎于他们。这不仅是一部暴力电影——我想我们试图让它不仅有暴力——但暴力是这部电影的一部分。
Filmmaker：巴塞尔，你必须以这种方式为你的社区、家人和朋友做代表和见证人，同时又是军队和定居者的目标，你感受到什么样的压力？
阿德拉：实际上，在我结婚时，定居者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还为我制作了一张海报。他们说，“恭喜，我们希望你的新婚妻子能照顾这个煽动者【并将他关在】家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趣的，但也是危险的，因为定居者就是今天的士兵。所以，是的，有时我感觉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真的很危险。但同时我也明白，这是一种力量：摄像机是我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坚守的工具。人们应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过去，由于缺少记者，我们遭受了很多苦难。记者们对报道它不太感兴趣。这就是占领的目的——隐藏它，不让人们看到它。因此，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有责任。我必须继续拍摄，继续写作，继续谈论真实发生的事情。
Filmmaker：你们纳入了一个场景，几个外国记者带着这个抱歉的摄影师进来了。但他们做的事是有限度的，他们离开了。
亚伯拉罕：我认为这是电影的一大亮点。首先，我们要问：什么能带来改变？新闻报道和拍摄是否会带来改变？我们想展示这部电影其实是关于权力的。它关于权力不平衡，不仅是军事占领和巴塞尔之间的，也是来自外部的记者和暴力受害者之间的，同时也是我这个身在以色列特权阶层中的人和生活在占领之下的巴塞尔之间的。我认为这些权力不平衡往往是纪录片制作和新闻报道的一部分，不想掩盖这些权力不平衡，我们想拍摄一部电影，尝试以某种方式讨论它们或揭示它们。
巴塞尔和我是不平等的。我受民法约束，巴塞尔受军法约束。我可以自由行动，巴塞尔被关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全世界的人权组织都将这种系统性的不平等制度称为种族隔离制度。我们认为，需要结束这种制度，需要有政治解决方案，这样我们才能平等，这片土地上才能有安全、和平和美好的生活。否则，我们将何去何从？这是非常可怕的。
Filmmaker：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巴塞尔，一开始你对尤瓦尔持怀疑态度——他写了一篇文章并希望一切发生改变。你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取得进展的？
亚伯拉罕：如果你取得进展！你有进展吗？【他们笑了】
阿德拉：我看到尤瓦尔每次了解到该地区的新情况时，都会感到很新奇，他看到情况是多么不公正，多么悲惨，以及他们可以让情况变得多么悲惨。一次又一次，他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从小就看到父亲被殴打和逮捕，看到军队入侵我们的家。他们知道他们多么强大，但这不会很快结束，因为他们得到了美国和西方政府的支持。在美国，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税款会被用于这类事情——军方车队前来没收浴室，摧毁避难所、学校或水管。
Filmmaker：但是否有那么一刻，你觉得，即使尤瓦尔不能解决问题，也能提供帮助？
阿德拉：是的，对我们来说，每一个声音，每一个人，每一个前来加入我们的活动家都很重要。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我们斗争的目标——尤其是，如果他们是以色列人，要看到他们的政府在做什么。尤瓦尔有一刻明白，一篇文章会失败，但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这是一个过程。
Filmmaker：巴塞尔接受过法律培训，所以我想知道你们在幕后可能会遇到哪些拍摄障碍。你们是否需要应对许可证之类的挑战？
亚伯拉罕：基本上，军事占领的运作方式是，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如果他们想离开约旦河西岸，就必须获得许可证，而对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来说，除非有医疗问题，否则军方不会发放许可证。即便如此，也非常非常困难。作为一名活动家，巴塞尔被列入了黑名单。这是我了解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之一：我周围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包括正在拍摄和我正在拍摄的活动家，都在军方的黑名单上。这是一种惩罚。他们不能离开约旦河西岸，不能获得这些军事许可证。
没有多少人知道，基本上，在约旦河西岸抗议——即使是非暴力抗议，例如我们所做的抗议——是非法的。在电影中，你会看到有人组织反对强制转移和驱逐，但根据军法——第101条军法——任何有10人或10人以上的抗议集会，或发表政治言论的集会，或发表可被视为政治【言论】的言论的集会，都是非法的，除非军事指挥官【另有】决定。我们进行的所有抗议不仅立即被士兵宣布为非法，而且还遭遇了士兵的暴力，真正的暴力。
我受民法约束。约束巴塞尔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包括抗议，运动，建筑许可和拍摄。根据军法，士兵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你家。根据以色列民法你必须获得搜查令。【根据军法】他们不需要。士兵可以从你家没收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他们就是这样拿走巴塞尔的摄像机和电脑的。这就是针对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武器化法律体系，它让制作电影变得非常艰难。
Filmmaker：有没有哪部电影给了你们一些灵感，让你们有了现在的成就？
阿德拉：在其他与我们情况相似的电影中，《五台破相机》（2011）来自比林（Bil’in）。我曾经参与过几次反对隔离墙【以色列西岸隔离墙】的抗议。我父亲和我社区的人们，活动家们，每周五都会去参与抗议。那部电影对我影响很大，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此外，《阿娜的孩子》（2004），一部关于第二次起义期间杰宁难民营自由剧院的纪录片。这是一部很有力的纪录片，也是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导演】共同拍摄的。
亚伯拉罕：我正要说《阿娜的孩子》。这两部电影，《阿娜的孩子》和《五台破相机》，都是由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集体制作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延续这一传统，而且它们都是好电影。我记得，我不知道，18岁时第一次看《阿娜的孩子》。它一直伴随我到今天。我想它让我感受到了纪录片的力量——它能从情感上改变你，这是阅读一篇文章或观看一个新闻片段不会发生的。
Filmmaker：最后一个问题关于电影中一个令人惊叹的细节：校车上的孩子们在唱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所房子——它存在着”，并重复着“它存在着”。你们能告诉我关于这首歌的事情吗？
阿德拉：这是我的妹妹、侄子和表弟。这是我父亲以前用的校车，现在还在接其他村庄的学生到我们学校。说实话，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学来的！不过，现在我们社区的孩子们都会做一件事：他们真的会听很多歌，尤其是关于家乡，关于巴勒斯坦的歌，因为他们总是看到士兵和定居者，袭击和暴力。所以，他们非常喜欢学习这些歌，有时他们真的会让我们惊讶。很小的孩子脑子里就会有这样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