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第二种论点认为，尽管作为男性可能确实承受不利因素，但这些都是优势的代价——作为特权性别的代价。与反转论点不同，统治代价论点并不否认作为男性的代价本身实际上就是劣势。相反，这种论点承认它们确实是代价，但认为它们应该仅仅被视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副产物，因此，它们不是歧视男性的证据。用一位作者的话说，“因为拥有权力需要付出代价，所以一个人就没有权力……是一种试图扭曲逻辑的论点”。
詹姆斯·斯特巴是统治代价论点的支持者之一。他承认一些男人承担了比其他男人更大的负担——战争中的“炮灰”承担了大部分代价，而“将军”们则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获取了军队成员积累的声望。不过，他否认“炮灰”因性别而受到歧视。他说，这是“因为父权制社会的总体设计是对男性普遍有利的”。
不幸的是，斯特巴教授使用了“设计”一词，因为他的意思显然不是这个词所暗示的意思——这个世界是有意识地为男性的利益而规划和塑造的。他的意思是，数世纪以来，在通过有意或无意的方式出现和发展的安排下，男人和男孩处于有利地位，而女人和女孩则处于不利地位。根据这一观点，父权制社会整体结构对男性普遍有利。
不过，问题在于，这假定了父权制社会存在，而且父权制有利于男性。但是，更自由的社会是否属于父权制社会，以及是否有利于男性，这些都是争论的焦点。我们不能根据父权制存在的假设来解读涉及优势和劣势的证据。认同（或否定）一种社会是父权制社会且有利于男性的主张，必须根据证据推断出来。支持统治代价论点的人必须证明父权制的存在，以及男性处于有利地位。仅仅假设这些说法属实，是不够的。
部分问题在于，“父权制”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晰。通常所说的“父权制”表示男性掌握权力。但“男性掌握权力”的说法在（a）“（所有或大部分）掌握权力者是男性”和（b）“（所有或大部分）男性（相较所有或大部分女性）都掌握更多权力”之间存在关键性模糊。虽然前者是正确的，但我们显然不能由此推断出后者。事实上，在当代发达国家的许多社会中，后者可能是错误的。
统治代价论点支持者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即使所有社会在第一种意义上依然是父权制社会，也不意味着男性不会遭受不公平歧视。如果一些男性精英掌握权力，而绝大部分男性在特定方面处于劣势，那么这种男性劣势就不是这些男性自身统治的代价，而是其他男性统治的代价。但这并不是能够反驳第二性别主义控诉的统治代价。如果“平民”男性因他们是（平民）男性而承担了“支配者”男性统治的特定代价，那么，他们就是歧视受害者，就像承担“支配者”男性统治的其他代价的女性是歧视受害者一样。只有平民男性承担这些代价，并不会影响是平民男性而非女性承担这些特定代价的观点。他们受到了基于性别和阶级（或其他类似因素）的歧视。主张统治代价论点的人忽视了这种可能性。这一点很奇怪，因为女性主义者经常指出，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可能相互交织，尽管他们通常只会提到相关性别是女性的情况。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在从一些男人受到歧视的主张转向所有男人受到歧视的主张。然而，要证明第二性别主义存在，至少是我所定义的第二性别主义，我只需证明有（一些）男人因为他们是男人而受到了不正当歧视。要证明第二性别主义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我所需展示的，正如我已展示的，就是有许多男性是这种歧视的受害者。我没必要声称所有甚至大部分男性都是这种歧视的受害者，尽管大部分或所有男性至少在他们生命中某个时刻可能确实如此。因此，我不会从“约翰尼因他是男性而受到歧视”的事实推论出“（全体）男性受到歧视”。我从数百万约翰尼因他们是男性而受到多方面歧视的事实推论出第二性别主义广泛存在。
反对所谓从谈论男性个体转向谈论男性集体，背后可能隐含着对另一种性别主义观念的诉求，我在引言中讨论过这点（而且在最后一章还会再次讨论）。根据这种观点，性别主义不仅仅是不正当歧视，而且还包含着支配、从属或压迫的因素。根据这种观点，有人可能会说，仅仅证明男性是不正当歧视的受害者还不够，必须证明他们处于从属关系，遭受支配或压迫。假设是，在男性的情况中缺少这些进一步的因素，但在女性的情况中并不缺少。
关于这一论点，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是提醒大家注意我在引言中所做的工作。在那一章，我反驳了性别主义的另一种概念。对于怀疑这些论点的人，我还指出，我们如何理解性别主义并不重要。虽然我认为男性是第二性别主义的受害者，但我更想说服人们，男性是值得反对的严重不正当歧视的受害者。要证明这一点，我当然不需要证明存在对男性“集体”的歧视。因此，对于关注“性别主义”语义的人，我建议关注道德问题而不是语义问题。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所谓从部分男性转向男性集体的论点，不仅诉诸于性别主义的另一种概念，还诉诸于女性受压迫但男性不受压迫的说法。我将在最后一章讨论这种主张。
尽管我总体上拒绝接受统治代价论点，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一论点是合理的。如果一种代价确实与一个人的权力地位或（整体）优势密不可分，那么这种代价确实不是掌权者抱怨的理由，至少在掌权者自愿拥有权力的情况下是这样。那么至少在权力是自愿拥有的情况下，代价确实不能成为权力拥有者抱怨的理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男性经历的所有代价都与他们拥有权力或特权有关。例如，尽管将女性排除在军队之外是因为女性被认为不具备军事能力，但如果没有这种排除，男性权力就不可能存在，这一点并不明确。例如，富人往往可以成功维护（甚至加强）他们的特权，而穷人则由于种种原因承受过重的军事负担。因此，在一个社会中，拥有权力的人不一定就是装备武器的人。装备武器是脏活，不乏弱者被强迫或引诱去干脏活的例子。
同样，男性遭受更多体罚是男性权力必然带来的副产物，这一点远未明确。男孩被打不是因为他们占据统治地位，也不是因为他们将来会占据统治地位。这不是当前或未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果。这也不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如果对男孩实施体罚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训练他们将来占据统治地位，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女性主义者大声疾呼，要求给予女孩类似待遇。然而，她们并没有这样做。在对男孩施加痛苦的其他方式方面，包括在不进行麻醉的情况下对他们实施包皮环切术，情况同样如此。
男性辍学率较高，以及现在获得高等教育学位的男性比例低于女性，都不是统治的代价。男性辍学并不是因为他们占据主导地位。甚至都不明确他们辍学是因为其他男性占据主导地位。
有时，一些人会声称，男性自杀率较高，男性往往比女性死得更早，男性被杀概率更大，男性酗酒概率更大等等，都是特权带来的压力的副作用。对此，有人可能会说，对处于屈从状态的人来说，造成这些后果的所谓特权并不是真正的特权。虽然有些男人可能会受益，但许多其他男人只能付出代价。然而，即使这些确实是特权的代价，也不意味着承受这些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拥有权力的人可以转移资源，以减轻权力带来的副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就这种情况而言，这些代价并不是统治的代价，而是占据优势不够或没有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为自己谋利的代价。
还有人可能会说，不重视对男性的性侵和对男性同性恋者宽容程度较低都是父权制的产物。更具体地说，有人可能会主张，由于男性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否认自己容易遭受性侵，而且他们更不能容忍偏离男性性别角色的男性。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可信的。
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往往完全了解他们的弱点，他们经常利用权力来保护自己，让自己不因这些弱点受到伤害。这正是需要和想要权力的原因。如果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弱点，那么由此导致的保护缺失就不是统治的代价，而是无知或自我欺骗的代价。
同样，对男性同性恋者宽容程度较低是男性统治的代价，这种说法也是不可信的。虽然男性同性恋者可能会偏离性别角色（即使其他方面不会，在选择性伙伴方面也会），但他们因此脱离了与男性异性恋者争夺女性的竞争。因此，他们的威胁性应该小于女性同性恋者，女性同性恋者在选择其他女性作为性伙伴时，不是参与争夺女性的竞争，就是让自己在性方面不会和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接触。当然，男性异性恋者可以凭借法律禁止女性同性恋关系，或者，如果这样做失败了，可以强奸，但这正是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针对男性同性恋者上如此令人惊讶的原因。如果说男性异性恋者害怕男性同性恋者将他们作为目标，那么我们应该期待同性性侵会受到比现在更大的重视。在许多时代和地方，对同性强奸的处理并不比双方自愿的同性性行为更严重。
肯尼思·克拉特鲍（Kenneth Clatterbaugh）否认统治代价必须是“不可避免的”或“必要的”，而我认为，如果统治代价论点要成立，它们就必须如此。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这些代价确实是可以避免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拥有权力的人没有回避这些代价呢？如果他们确实可以利用权力避免这些代价，却没有这样做，那么他们显然没有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独有的利益，并且让其他人处于不利地位。这就表明，男性行使权力和行使权力为女性谋利并不矛盾。相反，如果他们没有能力避免代价，我们就必须质疑他们是否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强大——他们是否拥有他们所说的那么大的权力。无论如何，作为歧视的受害者与拥有（某些）权力是相容的。
统治代价论点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令人奇怪的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男性权力确实（且适当地）减少了，但作为男性的代价却（不适当地）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例如，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前，男性在离婚后几乎肯定可以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如今他们明显处于劣势。因为在男性确实比现在享有更多权力的时候，监护权实践对男人更有利，所以，很明显，目前的监护权偏见并不是男性权力不可避免的副产物。统治代价论点的辩护者希望两全其美。他们想声称，在高度父权制社会中，父亲经常获得孩子的监护权，这构成对女人的歧视。然而，在男性权力下降，女人在离婚后经常获得孩子的监护权时，男性劣势就是男性统治的产物。
因此，尽管有权势者确实不能抱怨必须承受权力的代价，至少在他们选择拥有权力的情况下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遭受的所有不利因素都是这种代价。即使我们社会中的男性确实享有整体优势——同时我不相信这在发达国家已不再是事实——他们也依然可能遭受真正的歧视，这种歧视并非特权必然带来的结果。
现在，有人会问，为什么在社会中掌握着大部分权力的人会成为普遍存在的歧视的受害者？为什么拥有权力的人会允许自己受到这种对待？有许多可能的答案。或许所谓的掌权者没有权力。西方民主国家的男性可能只是不再拥有许多女性主义者赋予他们的权力。然而，即使我们为了论证而假定男性仍然掌握权力，也有另一种答案。只要歧视是间接和无意的，掌握权力的人可能就不会意识到歧视的本质。他们或许会认为自己的不利处境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是因为他们认同造就自己的不利处境的偏见。船长和军官显然在船上拥有重要地位。然而，在船沉没时，他们会遵循并执行拯救“女人和儿童”的策略，社会习俗导致他们以一种对女人有利且对男人（包括他们自己）不利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