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来，似乎展开了所谓“无孩革命”。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越来越多人选择不生孩子。这场“革命”成因复杂。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制造新生命等同于未经当事人同意，就让其遭受包括死亡在内，诸多不必要的生命苦难。这种信念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想被称为反生育主义。由大卫·贝纳塔（David Benatar）著作《生儿为人是何苦（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2006）出版作为催化剂，这一哲学思想近期再度兴起。反生育主义可被视为更宏大哲学体系的一部分，本文称之为“拒绝主义”，其认为存在本身具有深层问题且不可接受，无论是直接存在还是间接存在，例如繁衍。
本书追溯了该哲学体系的发展历程，从古代宗教渊源，印度教（解脱）和佛教（涅槃），到南非哲学家大卫·贝纳塔的最现代化阐述（2006）。本书列举了一些人对拒绝主义哲学的贡献，包括19世纪的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与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20世纪鲜为人知的挪威思想家彼得·韦塞尔·扎普菲（Peter Wessel Zapffe），以及当代的贝纳塔。该哲学体系数世纪以来的演进，本质上是从宗教转向世俗的故事。世俗部分最初表现为形而上学，之后以反生育主义形式转向实证主义。扎普菲与贝纳塔最鲜明地阐述了反生育主义。
本书另设专章探讨塞缪尔·贝克特与让-保罗·萨特作品中对拒绝主义哲学的文学表达。总而言之，拒绝主义绝非玄奥学说，而是贯穿宗教、哲学与文学三大文化形态的人类历史重要思想。本书论证指出，在生育成为一种选择的发达国家，生育主义（接受）与反生育主义（拒绝）同样是需要论证来支持其正当性的哲学立场。第二，反生育实践之近期发展及其未来可能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大发展：世俗化，社会态度自由化，以及技术进步（避孕方式发展）。故反生育态度与实践应被视为“进步”的一部分，这些发展正拓宽我们对生活方式以及对存在之态度的选择空间。第三，由此可见，反生育主义需要被严肃对待，并被视为现代世俗文明中一种合法的世界观。近期对反生育主义的批判，即便不称其为怪诞观点，也往往将其视为离经叛道或玄奥难解的观点，将其局限于边缘或反主流文化范畴。这种观点误解或歪曲了反生育主义，而本书的目标之一，正是从历史与哲学角度定位当代反生育主义。最后，本书主张，为推动反生育主义发展，需将其制度化为一种理性的“生活哲学”，并更关注此哲学在付诸实践时面临的困境与前景。